诊断的参考’,它一开始的设计就不是为了代替医生。”吴友谦看着面前神色不一的研究员们,笑眯眯的解释道,“我能理解你们这个想要把自己的成果完善到尽善尽美地步的想法,但是搞科研也要尊重客观事实——无论你们怎么努力,治疗和诊断这始终是医生的专业工作。想要替代他们是不可能的,能够把一个它做成一个好用的,可以依赖的工具,这就是你们现阶段的工作。”
误诊率这个话题虽然很多从业人员都不愿提起,但必须承认的是,国内外的医疗活动中,误诊现象普遍存在。抛去需要被转交司法部门处理的故意误诊不谈,医生们平均的误诊率大约在30%左右。这些误诊可能是由于疾病的不同表现特征,不典型表现,或者医生们经验不足,甚至患者隐瞒病史,导致诊断依据信息出错等等。
而在中国,导致医生们误诊的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工作压力和疲劳所占比例也非常巨大。孙立恩能够达到18%的平均误诊率,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本身能力多么出众,而是因为每日处理的病例有限,而且在不直接接触患者的前提下,他能够花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在每一个个案中。并且几乎可以不受限制的对每一个病例进行任何他想做的检查,完全不用考虑患者家属是否能够承担的起检查费用,或者他们愿不愿意配合。
孙立恩的情况属于特例,毫不夸张的说,在实验楼的“第九诊室”中,孙立恩绝对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里过的最滋润的医生。而现实情况却和这种理想状况天差地别。
项目组会提出AI诊断的目的也在于此,如果能够通过一套基于云服务的AI算法,给医生们提供一个不会有任何怨言,也不会因为疲劳和工作压力出现失误的“第二意见”,那么必然能够显著降低误诊率。
然而目前看来,老东西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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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两个文件签字是么?”第二天早上,孙立恩在医院里接到了林夫人的电话。四院并没有精神病科,因此在和孙立恩见面签完了实验组的相应许可和通知后,吴友谦带着人直接把孙立恩和林夫人,以及林强接到了宁远医学院附属医院。这里有精神病科,可以接诊被初步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林强。
林夫人和孙立恩一起去收费窗挂了精神病科的号,从挂号到交钱,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避着林强。为了防止中间出点差错,就连挂号的项目都写的是“特需门诊”。
“你最近确实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有肌肉疼痛……”负责接诊的医生是吴友谦头天晚上就叮咛了几百次的精神科副主任。作为一家医学院直接附属的大型三甲医院副主任,梅主任本来应该是很有排场的那种。只可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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