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知太常礼院胡宗愈等也认为，祖宗以来，执经而讲者多赐坐，因为他们为帝王阐述经史、启明治道，当有此礼遇，所以应该恢复天禧旧制，让讲者坐着讲经；与以上看法不同的是，判太常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认为，应该保持现在的做法即“讲者立、侍者坐”，因为执经而讲者只是解说章句而已，不能称之为“师”，再者，侍者班制位次很多都比讲经者高，如果讲经者坐，其他列侍之臣将不知如何自处。

　　说白了，就是是否给与经筵讲官帝师身份的问题。

　　赵佶也查看过历代实录，讲读官的称谓主要有“师友”、“师傅”、“师儒之臣”等。帝王将讲读官视为师臣，所谓师臣者，又师又臣，既可以师礼待之，又可以臣子待之，因此，既可以赐坐，又可以使站立。但是赵佶显然不这么看。

　　现在他要继续推行神宗、哲宗时的一些措施，势必要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权威，对经筵制度势必也要加以更改，除了老臣硕德和宰执大臣外，都应该站立，要不然皇帝的尊严在哪里去了。

　　大宋文臣的傲娇，也该改一改了，大宋士大夫往往“以道自任”，如果自己的政见不被皇帝采纳，则生辞官之心。一次，司马光与吕惠卿争辩，自觉意见不被采纳，便对宋神宗直言：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此则臣之罪也。

　　一般来说，臣子对皇帝进言，可则行，不可则止，大宋则不同，时臣子以道自任而罢官进退，这种政治主体意识显然普遍高于君主专权政治文化下臣子的政治主体意识，其相应的主体立场也已经超越普通臣子身份而成为与帝王一同治理天下的共治天下者。

　　如果是正常情况，有臣子们对皇帝加以劝谏，并非不是好事。但是现在赵佶要推动一系列改革，需要的是统一高效率的朝堂，不是谁都来插一嘴菜市场，这种行为肯定要加以纠正。

　　程颐曾经对经筵做过一个评价：“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大宋的士大夫，对于经筵那是十分看重的，把他当成士大夫阶层影响皇帝的重要手段。

　　而且皇帝们对于经筵也是非常积极，英宗双日召侍臣讲读。神宗自熙宁至元丰之末，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可以说在大宋官家心目中，经筵比常朝重要得多。

　　作为长期担任经验讲官得范祖禹，对于经筵的非常推崇。作为经筵讲官的范祖禹非常推崇宋仁宗，认为仁宗一直是以尧舜为师法，后来即对当时年幼的哲宗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希望哲宗能效法仁宗，向仁宗学习，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范祖禹认为如能做到同仁宗一般实也就离尧舜之道不远了。

　　用范祖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尧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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