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约束到每户最多十人(十二岁以上)。
这是生产力所决定的,以古代的生产力,还没达到普遍分裂为小家庭的地步。
《礼法》在古代非常重要,就拿《大明律》来说,开篇的大量内容全是礼法。
陈文魁问道:“陛下,《出版法》可有什么指示?”
赵瀚说道:“第一,不可罔顾事实造谣生事;第二,不可违背公序良俗。”
陈文魁瞬间抓瞎了,这说了等于没说,完全是模棱两可的指示。甚至在执法的时候,也具有无限的可操作性,官府想禁一本书,直接指定其违背公序良俗便是。
“好了,不说这些,”赵瀚说道,“今天的朝会,再来聊聊别的。朕今日读书有所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言何解?”
赵瀚的朝会,其实已经变成经筵大会。
除了给官员灌输天文地理知识,灌输开海对国家的益处,还经常讨论儒家经典——争夺儒家经典解释权!
张溥拖着病体,立即回答:“回禀陛下,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引用了程子的话。孔夫子有教无类,并非不使民众知晓道理。而是百姓着实愚昧,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懂。因此在治国之时,只要让百姓知道如何做,没必要让人人知道为何这样做。此无奈之举也。”
“非也,”钱谦益说道,“朱子的注解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意为百姓懂得怎样做即可,不能让百姓知道为何这样做。此为治民之道,人之思想,千差万别,就算是同一个道理,面对同一个事情,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想法。让百姓知其所以然,必然乱象平生,不如让他们不知道。”
张溥反驳说:“那朱子为何还要引用程子的话?牧翁如此向陛下解释,难道是要让陛下行朝三暮四之术?”
程子的注解是:如果说圣人不让百姓知晓道理,那属于后世朝三暮四的治国之术,并非圣人的本心。
钱谦益解释道:“朝四暮三之术,是指本心为何。若出于蒙蔽百姓,则为朝三暮四之术。若出于治国安民,则非朝三暮四之术。”
这只能怪朱熹,注解《论语》的时候,着实说得模棱两可,无论怎么理解都行。
朝堂众臣,各执一词,当场吵得混乱不堪。
陈茂生做了礼部尚书之后,每天也在补习功课,至少四书已经滚瓜烂熟。他拱手道:“陛下,臣认为,此句是断句出了问题。可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者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陈尚书言之有理。”徐颖立即表示支持。
这下吵得更欢了,两派分裂为三派。
庞春来半眯着眼睛,笑道:“陛下说自己读书有所得,想来陛下另有高论。”
众臣安静,等着听皇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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